亚游AG娱乐
互联网技术、现代化与社会形态的变革 作者:于金富 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 更新时间:2019-04-03

亚游AG娱乐 www.funnyfatcrew.com       一、现代化的实质: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及其文明进程从广义上说,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包括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明等方面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塞缪尔·亨廷顿对现代化的解释是:现代化意指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需求。在18—21世纪期间,广义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简称为第一次现代化,指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第二阶段简称为第二次现代化,指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18世纪,人类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20世纪末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又迎来了知识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产生了现代化质的明显区别和现代化水平的巨大落差,显著地拉大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区域之间的距离。
      人的社会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有一定方向性的能动活动。决定与影响人的活动方向的根本因素在于人的价值取向,即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动机系统和价值系统。价值取向最重要、最直接的用途是对于人类活动的定向作用,它帮助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只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使人们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和对价值成果的积极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活动既沿着事物发展的趋向,又沿着主体自身需要的指向发展,从而保障人的活动取得成功。现代化的价值取向是现代化的主体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追求,它与现代化主体的基本需要密切相关,是现代化主体行为的根本动机,也是现代化主体进行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当而且必然是实现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不仅构成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而且是评价现代化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同其他目标相比,个人自由与全面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它才构成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现代化的其他内容,包括制度、体制、技术、组织等,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17—19世纪是经典现代化的形成时期,也是个人自由价值观确立与发展的时期,英国哲学家洛克从“自然人权”和“契约论”出发,阐述了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294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和宗旨;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最终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个人自由理念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价值主体的个人性。在现代社会,个人既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价值的享受者。个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在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个人本身就是目的,社会、集体与国家都只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形式。个人自由既是判断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尺度,也是衡量某一社会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第二,价值判断标准的自由性。“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既体现在价值目标的本质规定上,也体现在对价值目标实现结果的判断上。个人自由理念在政治上表现为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反对极权制度对个人的压制和奴役。在经济上表现为肯定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反对对个人所有权的剥夺。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与保护以个人所有权为核心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要重建旨在实现每一劳动者所有权的个人所有制。在精神上表现为奉行主体性原则,坚持独立思考、自我意识与道德自律;在文化上表现为肯定理性原则,坚持求真批判。第三,价值实践的个人性。个人既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又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是现代化过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承担者,没有亿万社会成员个人的主动行动就不可能推进与实现现代化。
      作为经典现代化的先声,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现代理性精神觉醒的历程。在宗教的神学价值观统治千年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打着“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号,通过恢复古希腊理性传统,把人从中世纪神权和王权的双重压迫中解放出来。众多的人文主义学者都为争取人的自由、幸福和全面发展做出了努力。他们在反对神性的同时,将理性和人性结合起来,用理性反对迷信和愚昧,从而使理性精神从天国回到尘世,回到人的世界,回到人本身,从而捍卫了人的自由,使人类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真理和幸福。启蒙运动使现代性理念得到了自我确认,从而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在自由价值观的引导下,人类社会开始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跃迁,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人们将这一过程称之为现代化。现代化的内容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社会生活上的城市化,思想领域的自由化、个人化,文化上的人性化、世俗化。
      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往往过多地关注经济的增长、物质的丰富、技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等社会因素,很少考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自身的价值,以至于使人类对现代化的追求成为一种赤裸裸地对物的追求。在这种追求中,人类社会被技术化,人的生命被物化。人沦为物(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造成了精神空虚、信念迷惘、人格丧失、心理疾病增加等。社会技术化和人的生命物化所带来的另一方面的恶果是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现代化对人的异化突出表现为工具主义理性即“理性异化”。在现代化初期,启蒙理性强调的是人的主体地位,突出的是“大写的人”,关注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思考与探索人类痛苦的解脱途径,具有独立的批判意识与人文精神,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却走向了反面,把人作为工具,人成为物的奴隶,这是一种把人作为可计算的物来考量的工具主义理性。所有这些,都是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负面结果。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特别是要消灭旧的社会分工,使人们从事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既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人的自我个性得到充分张扬,有利于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网络能够提供给人们一个很好的发展个性的平台,也能够提供良好的氛围。互联网的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特性,推动着其自身快速发展。互联网提供给人的可利用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地拓展和增强,这不仅更有利于人自由个性的发展,而且使人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实现自身的价值,还能够使人们的联系更加密切、促进人们的交往。因此,互联网技术能够较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能够在信息化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现代文明。
      二、现代化的升华:互联网技术与第二次现代化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其中,客观因素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主观因素是指进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任何社会生产的发展,都表现为这两个因素的发展,都是这两个因素发展的结果。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极大地超过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作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2]444这样一来,一旦“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2]443,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机器体系本身也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马克思指出:“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3]自然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应用,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实现了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经典现代化。经典现代化是指18世纪以来经济领域发生的一种革命性变化,包括国民经济的全面工业化的不断强化;其主要结果是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市场经济观念形成和普及、劳动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国际竞争中现代科技和能源的大规模应用、经济活动工业化和专业化、生产技术的机械化和电气化、生产效率持续增长、经济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提高,等等。如果说机器大工业是经典现代化的技术基础,那么互联网技术就是第二次现代化的技术基础。第二次现代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和知识革命催生的现代化,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知识化、绿色化,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经济福利的改善以及国内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变化。互联网技术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开发建立的一种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IT由三部分组成:传感技术,是人的感觉器官的延伸与拓展,最明显的例子是条码阅读器;通信技术,是人的神经系统的延伸与拓展,承担传递信息的功能;计算机技术,是人的大脑功能的延伸与拓展,承担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功能。互联网技术中的前两部分合称为信息的存储、处理和传输,第三部分则为信息的应用。互联网技术系统包括三个层次的主要内容:第一层是硬件,主要是指数据存储、处理和传输的主机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第二层是指软件,包括可用来搜集、存储、检索、分析、应用、评估信息的各种软件,包括我们通常所指的ERP(企业资源计划)、CRM(客户关系管理)、SCM(供应链管理)等商用管理软件,也包括用来加强流程管理的WF(工作流)管理软件、辅助分析的DW/DM(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软件等;第三层是指应用,指搜集、存储、检索、分析、应用、评估使用各种信息,包括应用ERP、CRM、SCM等软件直接辅助决策。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用,是进入信息社会的标志。互联网技术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把互联网上分散的资源融为有机整体,实现资源的全面共享和有机协作,使人们能够透明地使用资源的整体能力并按需获取信息。所谓信息化就是用信息技术改造其他产业与行业,从而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益。信息化是现代化最新的时代特征,是在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加速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高度重视信息资源的战略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美国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世界范围内掀起强劲的信息化浪潮。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信息技术加速融入经济、科技、社会各方面发展之中,发达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步伐加快。最近几年,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创造出崭新的“信息物理空间”,为在资源、环境刚性约束下继续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企业、群体,是否掌握信息的主导权,以及掌握信息量的多寡,决定其国力、实力、核心竞争力。
      在互联网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型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第一,生产技术的信息化与知识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计算机的二次革命和生物工程为标志,展开了波及全球的“信息革命”和“知识革命”浪潮,第四次技术革命蓬勃展开,推动人类社会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30多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成果日新月异,并且向产业化方向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化形成了独立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如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产业,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新型材料及其产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推动了以高新技术成果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不断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实现了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生产组织的扁平化和网络化。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大量的质优价廉的商品,企业的生产是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这种大批量的标准化生产必然要求实行与之相适应的等级制、集权型的生产组织——科层型企业组织形式。在现代社会,消费者的需求一方面日趋个性化、多样化;另一方面其变化速度加快。与此相适应,一种新的企业生产方式——精益生产便应运而生了。精益生产的主要特点:一是产品品种多、产量少,产品需求弹性小,产品价格弹性大;二是对工人的劳动技能要求较全、较高。因此,在精益生产方式下,一方面需要企业进行复杂而灵活的经营决策;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生产技能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与主动性,这就要求实行以工作团队为基本单元的现代网络化企业组织结构。这种网络化组织结构实行分权管理与分散决策,将权力下放到工作团队,实行分散的自主决策,并积极吸引每个员工参 加其工作团队的决策。各工作团队和每一工作团队内部均以并行方式工作,并以有效的内部竞争与合作机制来协调团队利益与整个企业的利益。实行资源集成,实现信息的充分共享。
      以机器技术为基础的第一次现代化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现代化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移。当前,一些发达国家仍在延续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其主要特征是经济领域中生产技术的智能化、知识化与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社会领域中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与社区化,个人领域中人们活动的个性化、创新化、学习化与合作化。所有这些,无不高度依赖信息化,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既是第二次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也是第二次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三、现代化的社会:互联网技术与现代化条件下社会形态的变革“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出来的,被用来表示不同社会形式更替的术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多次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概念。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333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从不同的视角完全可以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程做出不同类型的划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社会形态包括两方面含义:第一,技术社会形态。“技术的社会形态”是指生产技术所表现的一定历史形式,具体为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技术社会形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社会生产的技术水平,即劳动者的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工艺水平,其中,生产工具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社会生产的骨骼系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突出标志。马克思认为,生产工具发展水平不仅是某个历史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还是衡量某个时代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标志。二是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状况,即生产过程的协作、分工以及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历史上说,人类历史经历了以手工工具和小农经营方式为特征的农业社会、以机器生产与工厂制度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和以网络化技术与网络组织为特征的信息社会三大技术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生产技术的发展史。第二,经济社会形态。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形态并进行时代划分。如果说技术的社会形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技术结合形式,那么,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社会结合方式。换言之,“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构成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类型,主要是指所有制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两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5]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有了完整的表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333从“经济社会形态”划分,我们可以把人类发展所经历的社会形态依次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
技术的社会形态与经济的社会形态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技术的社会形态决定经济的社会形态,有什么样的技术的社会形态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的社会形态。“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142经济的社会形态既是技术的社会形态的反映与结果,也对技术的社会形态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对技术的社会形态具有决定作用。从历史上说,无论是古典古代社会与封建社会,还是亚细亚古代社会,都是以传统农业社会的技术社会形态为基础的;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是通过工业革命这一技术社会的变革而实现的。从现实来看,无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当代社会主义社会,都适应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的技术革命的客观要求而进行历史变革,从而使现代社会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技术社会形态的信息社会与作为经济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相统一的复合形态。18—20世纪,机器大工业与经典现代化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最终确立,使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与第二次现代化不仅使古典资本主义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推动着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从技术社会形态来看,现代信息化、自动化的生产技术条件已经代替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技术条件,现代扁平化、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已经代替了等级化、科层化的生产组织。互联网技术革命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呈现出许多值得重视的新特点,其主要表现有三点:第一,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复杂化和融合化。在以往工业经济特别是早期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明显分离的,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异化是不争的事实。自互联网技术广泛发展、进入知识经济以来,劳动者日益从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脑力劳动者,技术性与知识性劳动者已经成为劳动者主体,知识开始取代资本而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由此出现了知识资本化的现象。所谓知识资本化,就是把人们的知识和知识劳动的成果直接转化为资本,并使其所有者凭借所有权而参与剩余索取,分享企业利润,使劳动者开始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成为企业的股东。在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出现了股权社会化、人力资本以及职工持股现象。第二,日益民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工业经济时代,由于资本和企业的规模较小,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合二为一,即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资本家兼作工业的司令官,这样,企业的管理必然是资本家的家长式的专制性管理。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职工持股进一步发展,知识型劳动者对企业生存与发展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和规模更加扩大,经营决策空前复杂,企业组织形式也由纵向的科层型组织转变为横向的网络型组织。这就使得员工进一步参与企业管理,企业民主化管理制度逐步确立起来。同时,专业化的经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在企业管理中日益发挥主导性作用。所有这些,既极大地提高了企业与资本的效率,也使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趋于平等化,人们之间的关系也从奴役性和对抗性向自主性和合作性方向发展。第三,日益多元化、知识化的分配方式。在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一般只具有单一的劳动者身份,因而其收入也表现为单一的劳动收入——工资。在知识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结合的条件下,大多数社会成员个人一般都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劳动者(一般劳动者与知识型劳动者);二是投资者(物质资本的投资者与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收入也具有多元化特征:一般劳动的投入可带来S型收入(salary,即薪金收入);知识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产权可带来I型收入(Intellectual Property,即通过转让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收入);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的投入可带来P型收入(profit,即利润收入)。知识型劳动者不仅获得较高的劳动收入,还获得较多的资本收入,从而改变了由物质资本所有者占有剩余价值的局面,形成了剩余价值分配上利益分享的新格局。这些新特点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清楚地表明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趋势。
      不仅如此,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还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准备了条件。首先,新科技革命大大缩短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使他们可以学习到更多的科学知识而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促使他们的创造才能得到全面发挥,这就为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实现创造了前提条件。其次,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提高,人类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从而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再次,新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扬弃。这些变革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积累了必要的“新社会”因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有经济、计划调节、福利主义、工人参与管理与利润分享等都是“新社会因素”的表现。最后,互联网技术带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走向了国际化,从而加强了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普遍交往,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创造了必要条件。互联网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形态的根本质变,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从而使一种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建立。
      互联网技术以及第二次现代化对当代社会主义社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技术以及第二次现代化不仅使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为现代社会主义模式,而且还能够推动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走向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在斯大林模式影响下,亚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加快实现工业化为依据普遍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不仅背离了实现劳动者个人自由、联合与全面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新技术革命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形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互联网技术革命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在传统社会主义行政化“条块分割”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企业的生产设备普遍老化、陈旧、工艺落后、生产消耗大、效率低,另一方面科研机构的许多科技成果无人问津、束之高阁。其二,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则长期实行不计消耗、不计成本、数量重于质量、产量高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战略,忽视科学进步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其三,互联网技术革命不断推进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此反应比较迟钝,未能吸收到由电子和计算机所带来的通信和信息处理方面的革命成果,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矛盾日益激化,使其得以存在和运行的历史条件逐渐消失。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年底,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发生剧变,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从现实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接触并开始运用互联网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全面启动并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历史进程。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并举”和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的重大命题。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拥有6.3亿互联网用户,早已居世界第一。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经济要迈向中高端,必须要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我们在多样化生产方面还很不足。通过互联网,许多原本想象不到的点子都出现了。在创客空间、创业咖啡馆,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个性化消费在中国正蓬勃兴起,中国制造和产品也将迎来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中国制造升级须接受消费者严苛的选择和检验。”正是因为中国积极融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使得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转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成果为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互联网技术条件下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是信息化的技术社会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统一。
      从未来发展前途来说,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随着信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终将无法驾驭和满足信息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并将限制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相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共享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更适合信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信息社会主义不仅能与发达的信息资本主义形成竞争,而且比信息资本主义显示出更大的空间和发展前景。因此,从信息革命对社会形态重大影响的角度来说,中国应尽快地融入信息社会中来,加快实现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早日建成全面信息化的社会主义,从而形成全面超越信息资本主义的崭新社会形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7.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4.

      [责任编辑:张圆圆]

      2018年第5期(总第170期)

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博路1000号 邮编:150028 电话:0451-58670434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黑ICP备11001830